第829章 惨死
方明远的死讯是在营救行动失败后的第三天传来的。
不是通过秘密渠道，是通过报纸——《中央日报》第三版右下角，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新闻，标题是“汪伪军委会高参方明远因车祸身亡”，正文只有短短三行：“汪伪军事委员会少将高参方明远，于日前在转移途中遭遇车祸，经抢救无效身亡，特此哀悼。”陈默是在特高课的阅报栏前看到这份报纸的，手里端着搪瓷缸子，缸子里的茶已经凉透了。他站在那里，把那三行字从头到尾看了三遍。
方明远死了。不是枪决，不是绞刑，不是任何一种公开处决的方式。是车祸。在转移途中，遭遇车祸。这个借口太老套了。老套到没有人会信，但也没有人会去查。在这个年代，一个人的死法不需要让人信服，只需要让人无话可说。一个“意外”，一张死亡证明，一纸通报，一个人的一生就这么画上了句号。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未来，他那些没有完成的任务、没有送出的情报、没有见过的人，都在那个句号后面戛然而止。
陈默把搪瓷缸子放在阅报栏的台面上，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烟雾从指间升起来，在阳光下几乎是透明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他看着那缕烟，看它在空气中慢慢散开，散到看不见了。他想起方明远在太平里十七号的正房里，坐在那盏翠绿色灯罩的台灯下，对他说“等不用再演戏的那一天”。方明远不用再演了。戏演完了，谢幕的方式是一场车祸。
接下来的几天，陈默照常上班，照常翻译文件，照常在走廊里遇到佐藤时点头微笑。没有人知道他认识方明远，没有人知道他认识的那个人刚刚在报纸上变成了一则豆腐干大小的新闻。他在办公室里把那份报纸从阅报栏拿走了，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内衣口袋，贴着心脏的位置。
他在下班后去了太平里十七号。巷子还是那条巷子，青石板路还是那些青石板，墙头的枯草还在风里轻轻晃着。十七号的黑漆木门上了锁，一把新锁，铜的，在夕阳下闪着光。他从门缝往里看，院子里的几竿瘦竹还在，墙角的兰花盆还在，正房的门窗关着，窗帘拉着。一切和他在的时候一样，但一切都不一样了。没有人住了。方明远不在了，这栋房子不会再有人住了。它会被汪伪军委会收回，分给另一个人住，然后变成另一个人的家，另一段故事的发生地。没有人会记得这里曾经住过一个代号叫鹤的人。
陈默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秦雪宁是在一个雨夜问他那个问题的。雨不大，淅淅沥沥的，打在瓦片上，像有人在屋顶上轻轻地敲着某种乐器。她坐在桌边，手里捧着一杯热茶，茶已经泡了很久了，颜色很深，像酱油。
“方明远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陈默坐在她对面，手里也捧着一杯茶，没喝，杯子的热度隔着杯壁传到掌心里。“查。查出是谁告的密，是谁下的手，是谁把方明远卖了的。然后，让他偿命。”
“查出来又怎样？”秦雪宁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怕惊动这间屋子里睡着的灰尘，“方明远不会活过来。”
陈默知道她说的对。查出来，方明远也不会活过来。但不查，他过不去自己这一关。方明远在狱中传话，让他“勿念，勿寻，勿救”。他只说了“勿救”，没有说“勿报仇”。也许他来不及写，也许他觉得不需要写，也许他早就知道，陈默不会放过那个人。
陈默花了两周时间，把那几天里所有可能接触过方明远的人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方明远的秘书、司机、勤务兵、邻居、同事、上司。他从这些人里筛选出了三个最有可能的。一个是方明远的秘书，姓朱，三十出头，戴金丝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方明远被捕后，他没有受到任何牵连，照常上班，照常下班，照常领薪水，甚至在方明远死后不到一周，就被调到了另一个部门，升了半级。第二个是方明远的司机，姓马，退伍兵，沉默寡言，跟了方明远三年，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方明远被捕后，他被军委会调查室叫去问过话，出来后就不见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回了老家，有人说他被灭口了，有人说他拿了钱跑路了。第三个是方明远的一个同僚，姓孙，也是少将高参，跟方明远关系一般。方明远被捕后，他在公开场合说过一句话——“方明远这个人，我一直觉得他不对劲。”这句话是在打牌的时候说的，被很多人听到了，传来传去，传到了陈默耳朵里。
这三个人，都有可能。但陈默没有证据，只有怀疑。
他不能只凭怀疑就动手。
复仇这件事，在别人的故事里很简单——找到仇人，扣动扳机，结束。但在这个行当里，每一步都要想清楚后果。如果杀错了人，真正的凶手会继续逍遥，方明远的死就成了一个没有人追究的悬案。如果杀对了人，但动作太大，引起了特高课的注意，他的潜伏身份就会暴露，方明远用命护住的那条情报线就断得干干净净。
他需要查，但只能悄悄地查。不能通过组织的渠道，因为组织已经明确表态——方明远的案子，不要再查了。不是组织不想查，是不能查。方明远是鹤，鹤的身份是最高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如果组织出面去查方明远的死因，等于是在告诉所有人——方明远不是普通的汪伪军官，他是共产党。这个后果，没有人承受得起。
所以陈默只能一个人查。
他把自己从方明远被捕到方明远死亡的时间线重新捋了一遍。方明远是在四月初被捕的，被关在瞻园路附近的秘密监狱。四月底，也就是营救行动的前一天，他被转移了。转移途中“遭遇车祸”，当场死亡。从被捕到死亡，不到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有谁见过方明远？有谁审过他？有谁从他嘴里问出了什么？方明远有没有说出不该说的话？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回答。方明远的死，把所有答案都带进了坟墓。
一天深夜，陈默从保险柜里取出了那把樱子的枪。弹匣是满的，七发子弹。他把枪放在桌上，在台灯下擦了又擦，擦到枪管锃亮。窗外没有月亮，天很黑，黑到什么都看不见。法租界的夜风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凉飕飕的。
他握着那把枪，在桌边坐了很久。他在心里对方明远说了一句话，没有出声，嘴唇在动，但声音被夜风吞没了。
他说，我会找到那个人。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他是谁，不管他背后站着什么人。我会找到他。
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了深蓝，从深蓝变成了灰白。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阳光照在法租界的屋顶上，一片一片的灰瓦在晨曦中泛着青色的光。
他把枪放回抽屉，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走出了房间。楼下的弄堂里有人在生煤炉，烟雾从炉膛里升起来，在晨风中慢慢散开，混着煤烟味和早点摊上油条的香气。他在巷口买了两根油条，用报纸卷着，边走边吃。油条很脆，咬一口碎屑往下掉。他低头看着那些碎屑落在青石板路上，落在自己皮鞋的鞋面上。
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去特高课上班，翻译文件，和佐藤在走廊里寒暄，和山本在电梯里点头。做他该做的事，演他该演的戏。这个戏还要演下去，直到方明远的仇报了，直到一号作战的情报拿到了，直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